车桥史话|“泾口”地名来历

泾口本是涧河下游的一个乡镇，西边与车桥相连，南边濒临绿草荡，东面与流均镇接壤，北边与博里乡毗邻。

泾口是因境内有小镇泾口而得名的。这个小镇在今乡政府以东润河两岸，至少在宋代即已存在了。它古名“荆口浦”，在南宋嘉定八年（1215）编写的《山阳县志》中就有记载，嘉定县志已佚，但现在所存各种版本的淮安府县志中，均保存了其中有关的一段记载。例如，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十九《古迹》云：

“嘉定志云：凡境内之濒于淮湖者多沟渚，古晋口而北曰杨家沟、太仓、田院浦、宥城浦、邵农浦、东作浦、荆口浦、官渡浦、顾家堡、郭铃沟、蛇风浦、三家沟、左家沟、鱼滨浦、琶头、泔沟、生沟……此濒于射阳湖向西者也。”

这里所列的地名，故晋、太仓等在今宝应安丰乡境内，宥城、邵农、东作、荆口、宫渡、蛇风等，都在今泾口境内，且都在东部边缘上，只是名称用字上略有差异。“浦”就是水滨或河流入江湖处，那么，上述地方均应处于射阳湖边，将这些地方连接起来便是射阳湖当年的西湖岸线，荆口浦正是射阳湖边的一个村镇，是涧河的入湖口，而再东边的流均则应全部在当年的射阳湖中，为滩垛芦洲。

到了清代，“荆”字不知怎么忽然变成了“泾”字，例如乾隆《山阳县志》卷六说：“泾口浦，涧河出此。”后来大概流均早已成为陆地，并与泾口等地连成一片，这儿不再是湖滨，竟连“浦”字也被人们从名字上省去，径称“泾口”了。例如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十九云：

“山邑地濒湖荡，沟渠浦港，所在异名，世代推移，已难悉考……如寿河之为绶河、蛇峰之为蛇风、固晋口之为故晋口、泾口之为荆口、鱼变之为鱼滨，颇有资于考证。”

泾口乡与流均镇的分界，是一条横亘在两乡镇之间的南北长堤，它就是连接溪河与涧河之间的张公隄和连接涧河与市河之间的万人缘隄。“隄”与“堤”是一个字，本读dī，淮安方言读tí，但当地人都读成duī（堆），这两个隄本是当年射阳湖西湖堤的一部分，是为了防止湖水猛涨倒灌圩田而筑的。始筑于何时无从考证，开始时可能各工段高低不平衡，而且弯弯曲曲。乾隆十年（1745）山阳知县金秉祚率12乡20坊乡民，按照乾隆七年大水的水位加筑，高5尺至8尺，顶宽4尺至五六尺，长达300多里，名之为“射阳湖隄”。嘉庆十二年（1807），涧河以南工段塌坏，士民会商兴工，自宥城东薛家社起，循射阳湖隄旧址，迤逦向北经石桥头、和上庄、傅家围、梁家围等处，北抵泾口对河，加固新隄长1280丈，底宽2丈5尺，顶宽8尺，高五六尺至7尺5不等。因筑隄那年是丁卯年，所以射阳湖隄中的这段新隄就名之为“丁卯隄”。道光十三年（1833），再次进行加固，隄顶宽达1丈5尺，并加高至8尺。可能在走向上也略有改变，遇弯取直，结果向南延伸到泾河北岸，而长度仅有900丈。因为当时主持兴办此工程的是桐城举人、山阳知县张用熙，故又将此段新隄改名为“张公隄”。解放后，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长期治水，通过各种河道和闸坝，有效地控制水旱灾害，张公隄、万人缘隄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而逐渐被扒平，泾口与流均之间的屏障已不复存在了。

泾口乡境内河流很多，多为东西走向。除了人工开凿的灌溉支渠以外，自北向南有十字河、塘河、官渡河、涧河、姚河、溪河、戚河等主要河流，水量充足，交通便利。

泾口小镇当年处于涧河的末端，是淮安东南乡及下河州县与淮安府城进行政治、文化和经济联系的主要孔道。它又长期为这一带行政机构所在地。解放前及解放初期，为泾口区、泾口公社的驻地，因而一直比较繁荣，长期是它四周乡村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大跃进以后，泾口乡、公社机关撤离泾口小镇，移驻桥头，一些经济、文化机构随之搬迁，这儿的地位才逐渐衰落下来。